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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到100,三大红利:中国消费振兴的经济必然

本文来源于新浪网 2018-02-23 10:10: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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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跨年秀上,吴晓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1940年代中期,美国人费正清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个20多岁博士毕业后便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通过中美的对比,第一次将中国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眼前,西方世界第一次深入了解了这个远东国邦。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将中国的发展形容为“冲击-反应”模式,中国社会接受着来自西方政治经济变革模式的冲击,并且不断对此作出反应,以推动自身社会轮轴的运转,一圈再一圈,经年复经年。

彼时,中国就像是一个没有发动机、只靠人力向前推的马车,沉默又疲乏。

1990年代,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费正清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费正清呼应六十年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预判,向世人大方认错。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在于其内生性。

有幸身处于时代庇佑之中的我们,不禁自问,这种内生性源于何处?

脱离时代与国家视角的企业发展,是失去根基的,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口,这句话显得颇有深意。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单一经济体,14亿人的生产与消费能力,96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体量,上下500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沉淀,都带来了无可比拟的规模优势。

在这种规模优势中,中国的企业有幸经历了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企业的发展通道被极速缩窄,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中国花了四十年,一路狂奔着走完了。

这不失为一种幸运。中国大地如此滚烫,恰如盛夏时节阳光直射下的水泥路面,打一只鸡蛋就能立刻烘熟。这巨浪席席的时代萃取出了卓越的企业,相对应地,中国商业的巨大进步也催生了“世界经济看中国”的底蕴。

加华伟业资本认为,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产业红利的多期叠加效应中,中国企业正面临着较低的试错成本、巨大的规模优势、潜在的群体消费势能,这一波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人口红利:14亿人的消费崛起

过去,我们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出口,形成产业集群和经济带,以规模优势触发经济飞速发展的闸口。然而,劳动力越来越贵、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超一线城市的人群开始反向回流,制造型企业纷纷外迁至东南亚。此间种种,仿佛都为我们一贯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判了个死刑。

因此很多人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2017年,在《未来20年大机遇》一书中,世界知名的战略咨询机构麦肯锡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正在成为一股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中国仍然享受着人口红利,只是这种红利从“人的生产”变成了“人的消费”,从“人的数量”变成了“人的力量”。而承载起这种巨大变革的,正是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到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的转型。

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柯达胶卷的总裁特地飞到香港,他站在太平山顶遥望对岸,不禁激荡满怀。他知道,对面巨大的经济体正站在聚变的前夜,他只要卖给每个人一个胶卷,那就是13亿的销量。

加华伟业资本相信,中国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想象力已经不只是14亿的人口数量,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正在悄然崛起。他们渴望更加自主的消费选择,愿意为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付费;互联网的四通八达让他们实现了新时代的消费平权,他们对于储蓄和消费的理解,已经逐步改变了中国式的传统消费模型。

如今,城市人口占到中国总人口的52%;到2022年,预计中国还将涌现1.7亿城市新居民,届时城市化比例可能攀升至63%,与此同时。202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将达到6.3亿,为城市家庭的76%和总人口的45%。

比中产阶级的数量更具想象力的,是他们的消费潜力。

中国35岁以上的人,大多经历过不稳定的时期,或遇到过经济挑战。这群人的消费以基础储蓄为限。然而中产阶级的消费平权意识逐渐复苏复苏,他们的消费心态更加积极,消费能力也普遍提升。据波士顿最近的一项全球消费者调查,35岁及以下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开支要比收入类似的上一代消费者高出40%。对于“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东西,不怎么觉得要买新的”这个问题,中国的年轻中产阶级群体中有42%表示不同意。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该年龄组的数字是36%,日本是32%,而巴西只有26%。

加华伟业资本判断,中国的国民特征已经从价格低廉的“人的生产”,变成了“人的消费”;以“人口数量”拉动出口从而推升经济的发展范式,已经逐渐聚焦“人的力量”,通过消费行业的加成,贯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政策红利:自下而上的制度重构

每一次经济转轨的时刻,都必然伴随着理念、结构以及金融创新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制度变革始终是最牵动人心的因素。它从自上而下逐渐变为了自下而上,“倒逼机制”萌芽,社会金字塔中的普罗大众主导了变革的节奏。

曹文轩的《草房子》中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时代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因为,身处于时代漩涡中的人,相对于上一个时代的人而言,都必然是反叛的。这种反叛带着一种注定的意味,又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

然而英雄般的世界需要勇夫,正是不屈就不盲从的反叛者们,以“草根的力量”重新定义了时代变革的本义。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起始于乡镇农民为了方便贸易临时打起来的露天大棚。而现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20多万名来自全世界的商贩前来采购,每天有约1100个集装箱离开码头,每年创收达到400亿美元。

把历史的焦距拉远,世界上诸多经济体的规模化发展都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英国历史上,有组织的股票交易开始于1698年,而伦敦股票交易所直到1812年才出台正式的法规政策;布鲁塞尔也在正式的股票交易一百多年之后,才出台正式的政府条例。从这个意义上看,内生性的制度与政策变革正是中国下一轮规模化增长的底端动能。

加华伟业资本认为,作为大国的幸运之处,正在于中国没有在车辙式的发展进程中遮天蔽日,底层的制度变革配合“倒逼机制”下的系列新政,逐步释放着越来越大的政策红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营企业的引导式发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监管。我们在新时代释放政策红利的方式,是国家积极响应人民群众心声,将其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将受惠于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融资、更专业的经营。

问渠哪得清如许,活水源头养大鱼。在这样的活水之中,中国的生产消费都将走向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新征途,民营经济被盘活,消费市场在政策红利中不断崛起。

产业红利:刚性需求下的消费服务产业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超过1600万,个体工商户约为4600万。这超过6000万的群体是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下的成就之一。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不光是物质财富,更是通过积极的消费观念、包容的消费心态,促进了产业升级和人的解放。

原始时代,人的需求来自于狩猎采集,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解决“活下去”这个问题;农耕时代,人们开始与土地培养共生共存的关系,随着各类工具的出现,第一产业逐渐变成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根基;工业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独特的产品需求,消费服务产业成为人实现解放、彰显价值的重要支撑。

通过商业,人逐渐实现了宏观层面的产业变革,与微观层面的自我解放。这项伟大的运动,仍将继续下去。

中国的产业变革是一种“破壁式冲击”,长时间的思维束缚让中国人对消费服务形成了壁垒化的认知,全新的消费观念、服务方式、产业重塑,都需要不断冲击消费者的思想壁垒,完成从无到有的“新产业重建”。

日渐壮大的消费服务产业经历着巨量的变革,风口轮动,需求随变。如今,人人都在说消费升级、中产阶级、新零售。2017年,股市中表现最抢眼的是大消费类的蓝筹股,规模成长最快的是倡导优质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类互联网公司。

产业变革的实质也逐渐从生产制造向消费服务转变,“中国制造”的大格局面临着“中国消费”的巨大颠覆和重塑,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产品背后的服务,也开始重视品牌背后的价值观。

从需求端来看,消费服务产业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人的一生。因此,这种普遍深化的刚性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不断释放着后发空间的红利。

加华伟业资本相信,对于中国而言,各个阶层的消费服务还远未达到饱和,更多的创新因子正在反复冲击着这个产业,有消费者,就会有消费服务。因此,站在历史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消费服务产业的红利,将不断释放,它的变革也将永无终点。

过年了,许多常年在北上广生活的青年们,将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将在长辈的絮语、裹满糖衣的冰糖葫芦、少时玩伴偶遇的小县城里,与小时候的自己重遇。或许,他们也会发现,梦中少时的石板路,已经通向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乡。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完成了从0到1的转变。加华伟业资本乐见,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产业红利拥抱下的中国,正借由消费服务崛起的必然趋势,在从1到100的路上持续创造,挺立于时代洪流。

(编辑:闫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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