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舜伟的身上，有一种难得的“淡定感”。

她的职业精力不可谓不丰富。从胸外科医生，到瑞典的脑科学研究者，再到外企GSK的研发人员，最终扎根先声药业，从负责创新药的临床前研发到临床开发，再到如今兼管BD业务——诸舜伟的职业转折每一步都踩在了中国医药创新崛起的关键节点上。

但谈起这一路，她最常用的词却是“顺势而为”——早年并没什么职业长远规划和野心，只想着做好科研，无论留在学术界作基础研究还是投身产业界作应用型研究，一切都是机缘使然。

“职业发展上我应该不是一个常见型的参照模型。”采访中，诸舜伟笑着这样形容自己。

然而，正是这位自称顺势而为的女性科学家，亲历并参与了中国创新药从萌芽到蓬勃的黄金十年，主导或参与了先必新、先诺欣等多个重要磅创新药的研发，如今又在BD出海浪潮袭来时，站在了新的舞台。

这种不刻意、不设限的心态，让她在每个阶段都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遇，用专业和靠谱的工作赢得信任，也用开放和积极接受面对每一次变化。

以下为部分对话实录：

谈职业选择：我不是主动求变的人，但机遇来了会全力以赴抓住

Q：您从临床医生转向科研，后来又进入药企，这一路的选择是怎样的？

诸舜伟：当年从医生转到临床前研发，是因为医院要求年轻医生要有博士学位，我是被“推着”去读书深造，国外求学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做法。国外的临床博士很难拿到，所以选择了更容易的临床前研究。

后来从学术界进入药企，更是机缘巧合。当时GSK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研发负责人直接打电话给我，可能是从学术圈里了了解到我的研究。我那时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机会，被他说服后，就从学术界迈入了应用型科研。

2017年先声药业的主动邀约下，我又加入了这家本土企业。所以你看，我其实不是一个主动求变的人，但这些转折最终都带来了好的结果，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归功于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医药行业的一路向前，蓬勃发展，给到我们这些喜欢埋头做科研的人更多的发展机会。

Q：从外企到本土企业，您感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诸舜伟：外资企业的工作比较专人专岗。我在外企时其实也希望能在早研基础上做一些临床开发阶段的工作，但基本上很难有这样的拓展机会。

先声则是个特别开放、特别愿意培养员工的企业。个人想尝试的很多跨本职工作的内容都有可能实现，大家都有比较平等和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这里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纵向培养，而是横向培养。 加入先声药业后八年来工作职责拓展很多，阅历也很丰富。

 

Q：后来负责BD业务，是您主动要求的吗？

诸舜伟：在过去几年里，先声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转型有目共睹，尤其我加入这8年，创新药的管线从搭建到丰富，已形成一定体量。近两三年，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对外沟通需求。

去年下半年以后，公司建议我为创新出海和合作引进多做些工作，所以互相协商后，就把我推荐到BD这边来。同时，考虑到神经早研那边的工作需求仍很大，所以我现在就两个业务线平行，边做BD，边支持早研工作。

BD的核心：产品力是根本，信任是钥匙

Q：现在国内创新药领域BD数量不断攀升，您觉得这股热潮背后促成交易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诸舜伟：促成交易的诸多关键因素中，产品力是最核心的。MNC在选择产品时肯定是带着目标来的，他们可以跟国内十几家公司都签保密协议，看到产品从早期研发到一定阶段的全部数据，横向比较的质量同时看谁家的产品最具差异化优势。

一旦锚定最佳产品，剩下的交易谈判其实不是大问题。对于中国药企来说，只要没有心存不合理的交易理念，MNC整体的出价能力还是不错的，合理范围内大家比较容易达成满意的共识。

而且现在，多家MNC对靶点的搜寻和需求都比较接近，中国又有很多公司广泛布局了这些成熟靶点的产品研发。这种情况下，多家MNC的交易出价也都是相互参照，买卖双方之间不断从前期和近期的交易中做探讨和调整，可以看到合作交易价格体系逐渐成熟和境内外拉通趋势。

Q：除了对外授权，未来的BD合作方式会有哪些变化？

诸舜伟：现在多家MNC都在积极探索与中国药企平台型合作可能性。国内几家企业包括恒瑞，石药，信达已陆续达成了此类基于平台的交易，来共同合作早研阶段项目，让业界对中国研发更快走向世界充满期待。这个趋势让我们看到MNC有意图把中国药企作为他们的一个“外挂”研发资源，高效实现早研分子的共同发现与项目推进。

这种合作方式已成为近期未来的趋势，——也就是除了对中、后期成熟项目产品的对外授权合作，还会有更多基于有特色和壁垒的技术平台型合作，搭载早期发现阶段的项目，作为MNC的长期战略伙伴，更多来做一些“co-discovery”的协作。

先声也有多家MNC合作伙伴来找我们讨论进一步开展平台型合作，这也是他们认可国内医药企业研发能力和效率的体现，据我们了解，大部分海外公司内部从一个项目早期立项需要四、五年才能推到IND临床，而与我们合作一旦达成立项共识，由我们团队主导从早研推进到PCC和IND，通常一半时间就够了。

神经科学的关键：不仅是新技术，还有人脑库资源

Q：国内神经领域项目资源储备似乎很少，例如阿尔茨海默病，这是为什么？

诸舜伟：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是个非常挑战，投入多难有产出的赛道。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研发就非常有代表性，国外近几年终于有了两三款产品上市，而这是近三、四十年来药企巨大投入的“冰山下的工作”中极少数冒头的成功者。

国内在神经药物研发方面较国外企业还处于偏早期，一方面神经领域的基础研究本身积累也有待加强，更重要的是，转化科学方面有很大缺口，最重要的紧缺资源是人脑库的储备和应用。中国乃至亚洲，由于文化原因，很少有人愿意捐献大脑，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大脑捐献更为罕见。

而在国外，欧洲都有成熟且规模化运营的脑库。美国的一些著名医学教授就可以获得很多患者人脑的捐献，他们在几十年中积累了几百甚至上千例的人脑样本。这些样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早期研发的靶点发现并在人脑样本中的得以快速验证。缺少这方面研究验证支持，只采用临床前的动物模型，药理和药效数据就缺少强有力的转化潜力预估。

人脑样本库资源短缺是限制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研推进的一个短期内尚未看到解决方案的“卡脖子”问题。即使欧美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脑库积累资源，都很难带来非常成功的临床药物研发，国内用一些离人很远的小鼠、大鼠模型作研究，就隔靴搔痒更难快速成功了。

对年轻女性的建议：做靠谱的人，保持主观能动性

Q：对于刚踏入职场或科研道路的年轻女性，您有什么想分享的？

诸舜伟：也许你也和我一样没有非常明确的职业野心或者职业上升路径，但热爱科学，以帮助患者为自我激励。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你个人所负责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极致。让自己成为一个负责任、靠谱的人。这和性别无关，让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到更好的效率和质量。那么机会到来时，你就能抓住。

但如果有机会从年轻重新成长一遍，我可能会更主动思变一点，这或许在职业发展上有更多和更好的主动挖掘到新机会。

此外，AI已来，将会快速改变全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大部分过去和当前的工作经验未必能推演到现在的年轻人身上，也许三、五年后，他们整个的工作时代就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代药企科研人员的快速学习和适应力，加上野蛮生长能力，以及积极创意和主观能动性就更加重要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老生常谈能给到年轻人建议，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更主动，灵活和开放性地去适应这个快速变化，迭代的世界。

杨燕/文

徐楠、林辰/编辑